1958年3月21日，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，全面研究国民经济的发展计划和平衡问题，毛泽东在会议上高瞻远瞩地提出一手抓粮、一手抓钢的国民经济发展方针，钢铁工业提上发展议程。根据这个方针，冶金部部长王鹤寿就钢铁工业发展问题向党中央、毛泽东主席提交了《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能否设想更快一些》和《争取有色金属飞跃，占领有色金属全部领域》两个请示，其中包括利用攀枝花的铁矿资源，建设一个新的钢铁基地。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在二个请示上做了批示，肯定了开发攀枝花钒钛磁铁矿资源的意见。这是党中央、毛泽东关于开发建设攀枝花的第一次战略决策,攀枝花开发建设首次提上了国家建设议程。

　　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，我国国内实业界人士和地质矿产专家就梦寐以求工业救国，开发攀枝花这块金峡谷。然而，社会、经济不发展的旧中国根本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开发建设攀枝花，开发建设攀枝花只能是一个令人神往的梦。

　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几代地质矿产专家的梦想终于变成现实。1953年，全国第一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中，就把开发内地资源、加速内地钢铁工业建设作为重点。围绕这个重点，国家地质部在1954年4月组建了43个地质普查队，对全国6个片区，80余个矿产地进行了大普查。1954年6月，攀枝花被纳入会理普查大队（即：508地质队）力马河普查点的普查范围。从1954年6月起至1955年12月止，历经5批人员的调查和勘探，确定了攀枝花是一个具有综合利用前景的巨型铁矿，很快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。

　　1956年4月，毛泽东在《论十大关系》一书中论述了沿海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，提出要从根本上改变工业布局问题；一年之后，1957年11月，毛泽东主席在苏联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代表会议期间，接见中国留学生时就提出钢铁工业“十五年超过英国”的口号。这对于尽快利用攀枝花的钒钛磁铁矿资源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；成都会议结束不久，1958年7月4日，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率领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、冶金部副部长高杨文、铁道部副部长武兢天四川省委工业部部长杨超等赴西昌、攀枝花等地考察，认为西昌是“战时的巩固后方，和平时的工业基地”。钢铁厂可建在西昌地区。

　　嗣后经党中央、国务院批准，以开发攀枝花资源为中心的西昌工业区建设“上马“。在国家计委和冶金工业部的领导下，开始着手西昌工业区建设的各项准备工作。有鞍山黑色冶金研究院派出的选厂和规划工作组，在西昌地区选择了5个钢铁厂厂址，最后确定在西昌附近的三柏树。1958年7月，该组向国家计委和冶金部保送了《利用攀枝花地区铁矿建设钢铁厂的规划》报告。7月15日，冶金部电示昆明有色金属公司和武汉勘查公司，立即进入西昌地区开展厂址勘查和工程地质工作。8月15日，“冶金工业部西昌钢铁公司（筹备处）”成立。9月30日，冶金部报请批准西昌钢铁厂设计任务书，提出在西昌建设一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，规模为年产生铁400万吨，钢350万吨，分两期建成。第一期从1959年开始建设，1965年建成并生产200万吨钢，厂址可选定在西昌三柏树。党中央没有立即批准西昌钢铁厂设计任务，直到1960年10月16日，党中央、国务院用电报通知批准了设计任务书，但由于国民经济困难最终没有实行。

　　1958年8月15日，四川省成立了中共西昌工业区委员会和西昌工业区基本建设委员会，负责管理国家在西昌地区的工程建设、西昌建委成立之初，正值“全民大办钢铁”的大跃进热潮。这年冬秋两季，在西昌地区组织了10万人上山下乡的“全民炼钢”，“全民炼钢”运动，生产生铁2000多吨，粗钢不足100吨。

　　从1959年到1961年，我国国民经济处在严重困难时期，加之西昌地区工农业基础条件差、交通不便等多种制约因素，因此。从1959年开始，西昌工业区建设的方针改变了，在年初的冶金部厂矿长会议上，王鹤寿同志即指出，西钢的费用只能维持现有人员的开支。11月28日，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在北京民族饭店召集有关部委负责人开会，明确指示：当前西钢建设只做准备，不要急于建厂。在这个思想指导下，从西昌钢铁公司的成立到“下马”，实际上停留在“准备工作”阶段。

　　1960年10月，国家计委、建委、劳动部、建工部联合发出《关于压缩基本建设队伍支援农业生产的通知》，从这时起，西钢开始“下马”了。这年冬天，“精简机构”开始，1961年基本建设资金停止安排，冶金部同时作出“缓建”的决定。1962年春，职工从上年末的5656人骤减到888人，1963年末只保留了不足100人留守工程摊子，维护建设中的建筑物。

　　西昌工业区建设虽然“下马”了，但西昌建委和西昌钢铁公司（筹备处）做了大量的工作，为以后攀枝花工业基地的建设积累了经验和作了准备。

　　西昌钢铁厂的筹建是“成都会议”决策的积极成果（下马是因经济困难）。是攀枝花开发建设的有益尝试。